《乡愁》是日记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是塔可夫斯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拍摄期间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，苏联的改革趋于保守，经济发展陷于停滞，文化政策一再缩紧，艺术被视作服务于政治的宣传工具。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体制化管理和官僚化做派，让塔可夫斯基的创作空间被不断挤压。他在1973年10月的日记中写下的压抑和不甘，成为那段岁月的写照：“在我们国家，人们沉默不语。就好像我不存在，是个空白……做一个无用之人太难受了。我不想碌碌无为。我想完全填满生活，让生命完整。可我觉得局促，灵魂在身体里憋得慌，我需要一个容身之地。”在日记中，他多次记录与制片厂领导层的尖锐矛盾，尤其是与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菲利普・叶尔马什的对立——叶尔马什梦想打造“苏维埃好莱坞”，偏爱擅长宏大叙事、创作立场鲜明的导演，而追求艺术本真、不向政治妥协的塔可夫斯基从未入他的眼。
这句话伴随杜耀豪长大，像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。他出生在德国，母语是德语，却长着一张东方面孔。在学校，他的名字“Hao”会被同学戏谑地与德语中“殴打”（hauen）的发音联系起来。他名字中的“耀”字，在父母移居德国后，被译成了越南语“Dieu”。杜耀豪猜测，这或许更多地出于实用考虑，但可能也具象征意义，连接着家族背后中越两段交错的历史与漂泊的轨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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